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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新时代
作者:蹇红  发布时间:2013-12-31 15:06:37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目前,世界其他各国对刑事诉讼立法的关注突显出“被害人化”的普遍趋势,而我国立法实践中,亦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中相对弱势的一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仍然存在缺陷。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时代要求下,只有确保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合理地位,寻求被害人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建构被害人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才能实现保障被害人正义的最终目的。故而,如何在今后在立法实践中,注意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本土资源,不断探索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突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公正合理,应成为当前司法界和全社会共同强调的课题。

  以下正文:

  犯罪是人类社会无法根治的现象,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害和顽疾。刑事被害人作为在犯罪行为中具体法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现行刑事诉讼中对其诉讼权利维护方面有很多不足:被害人难以及时准确地获知有关司法信息;弱势的被害人缺乏必要的法律援助;被害人难以充分有效地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权参与刑事执行;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如何对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予以公平的保护和有效的救助,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和思考。

  一、以案说题: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

  案例1:李某(男、18岁)酒后驾车造成被害人张某某(男 35岁 农村户口)死亡的交通事故,交警大队责任书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法院审理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的过程中,张某某的父母、妻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至法院,多次调解未果,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赔偿张某某的父母、妻儿共计 203000元。后张某某的父母、妻儿持一纸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李某无财产,被害人亲属多次上访。

  案例2:史某某酒后强奸本村妇女向某某,为此向某某夫妻感情不和并离婚。法院审理史某某涉嫌强奸罪一案过程中,被害人向某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史某某赔偿精神抚慰金,法院不予受理。

  本文列举的案例仅为全国法院审理无数刑事案件中的一二,但是,我国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却不只有张某某的家属及向某某。从目前来看,我国侧重于对被告人进行惩罚,因被告人可能面临失去人身自由直至生命,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涉足颇多,而缺乏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在实践中,除了极少的刑事被害人可以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赔偿之外,绝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权利均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给予了刑事被害人一定的权利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保护的不充分性也渐渐的突显出来。

  (一)、被害人缺乏诉讼参与权。我国刑事案件起诉权是公诉为主,自诉为主的模式,刑事被害人的自诉权因本身证据的原因,很难得到保障;被害人知情权欠缺,刑事诉讼程序参与受到严格的限制,如被害人出庭难已经成了普遍现象,想在庭审时发表意见更难;被害人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影响甚微,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公诉机关有量刑建议权。

  (二)、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赋予了被害人从被告人处获得物质损失赔偿的权利,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又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确立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必须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只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的被害人才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而且由于受到被告人赔偿能力的限制,被害人的损失并不一定能获得完全赔偿。至于其他财产让被告人非法占有和处置的被害人,只能靠司法机关以追缴和责令退赔的手段来挽回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非物质损失,则明文规定不予补偿。

  (三)、被害人没有刑事执行参与权。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罪犯被送至监狱或者在社会上执行刑罚。刑事被害人因在诉讼阶段不被送达法律文书,在监狱对罪犯进行假释、减刑建议时也不会被告人,在刑罚执行阶段也没有参与权。

  二、以理析题: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是刑事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的重要内涵,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充分、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知悉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果,是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的基本诉权,仅仅惩罚犯罪时不够的,由于被害人直接受到犯罪的侵害,他们都有追究犯罪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有获得物质和精神赔偿的要求,由此可见,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正是刑事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是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现代刑事司法公正不仅要求准确定性犯罪人的行为并努力预防和减少犯罪,还要求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并尽力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如果仅考虑国家公权力的维护而不顾及被害人及其家属所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伤害,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不正义和司法的不公。

  (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必然性: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是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要稳定要和谐,就必然要兼顾各方面利益。如今由于犯罪的高发,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即刑事被害人。他们饱受犯罪的侵害,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公平正义体会最深,对国家和政府寄予的希望最大,如果法律不能成为他们声张正义,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武器,法律在他们面前将失去威信,对国家、对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也难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不稳定力量,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对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

  三、以法解题:构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一)、增加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权利

  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是被害人,因此,被害人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参与诉讼,包括在最终执行阶段参与执行进行监督,都理应收到法律的保护。

  其一,以国家为后盾,保障被害人的起诉权。对于被害人的起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诉讼方式:公诉和自诉。法律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应该从立法上作出以下两个调整。第一,应该降低自诉案件的立案证明标准。在立案审查阶段适度放宽对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使自诉案件顺利进入司法程序,或予以判决,或予以调节,从而有效解决纠纷。第二,当被害人举证能力不足时,国家干预程度要加强。例如德国的强制性程序,主要内容是当检察院不进行公诉时,被害人可以向上级官员报告要求进行裁定,若被检察院上级官员拒绝裁定的时候,有权申请法院裁定,法院认为应提起公诉时,可以责令检察院提起。这样对保障被害人权益,就免受了立法规定的先天性不足,所以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德国。

  其二,保障被害人在庭审阶段中的权利。在被害人陈述权方面,出于对被害人隐私权的尊重,我国可以考虑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被害人作证的制度构建。英国通过一系列立法注加强了对被害人隐私权的保障,实现被害人作证的多样化,让被害人陈述介入诉讼的形式多样化。在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方面,国内学者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设置的研究予以了极大重视,却忽略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在构筑完善的检查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被害人量刑意见的表达权。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放宽对被害人量刑建议的内容限制。以国外立法为借鉴,被害人应将受到的伤害作出客观陈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二、拟建被害人量刑建议表格制。因为被害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若还没有委托代理律师,那么很有可能毫无根据的提出量刑建议,也有可能完全提不出量刑建议,为保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得以充分行使,拟建被害人量刑建议表格制。表格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被告人如何确定起点刑、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法定从重或加重情节、酌定从轻或从重情节,其中主要指出被告人对被害人赔偿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是对被告人量刑的重要情节。

(二)、提高被害人知悉诉讼信息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获取诉讼信息的权利列举的并不完整。相比之下,第三章提到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典首条文”第2条可资借鉴。刑事诉讼法中,应完善告知义务。借鉴法国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建议增设以下规定:

  其一,在刑事诉讼法总则方面规定一条根本原则:即司法机关在任何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必须履行告知被害人其应享有的一切权利。

  其二,在立案阶段,应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的状况告知受害人;对于已经立案的,告知被害人案件进行情况,下一步计划。对于未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决定和理由,并且告知被害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其三,在侦查阶段,应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告知被害人案情侦破的程度。借鉴法国在侦查阶段中的被害人权利规定,可以考虑加入在侦查阶段告知被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的权利。

  其四,在审查起诉阶段,应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告知被害人起诉的罪名和适用法律的根据和理由。

  其五,在审判阶段,应规定:法院必须告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救济权利,同时,将已出台的高法《解释》法院告知义务加入。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及时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告知被害人案件适用的程序,告知被害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出庭,有权要求重新鉴定。若为共同被害人,若只有一个或几个被害人告诉的,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有参与诉讼的权利。另外,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为被告人指定诉讼代理人,并将被害人将要参加庭审的情况告知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注重引导被害人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其合法利益。

  其六,在执行阶段,应规定:罪犯刑罚发生变更时,如减刑、假释,刑满释放这些情况,均应告知被害人。若要对罪犯减刑或假释,执行机关有义务告知被害人罪犯的执行情况,并且在听取被害人意见之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而法院在合议庭审理时,应当通知被害人到庭,听取被害人意见,再决定是否减刑或假释。在刑满释放时,执行机关也应告知被害人情况,若被害人担心人身或财产可能受到罪犯威胁时,执行机关应当告知被害人有权请求公安机关保障其安全。

  其七,可以以传单,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所有权利列举之后送达给被害人,并附联系方式,以便被害人咨询。

  其八,规定对被害人获知诉讼信息的权利规定救济途径。因为被害人享有获知诉讼信息的权利的被动性,对于该权利的救济基本上可以通过请求告知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或者监督部门作出补救或者请求赔偿的方式进行,并且对义务机关采取问责制,对主要负责人怠于行使权力时予以相应处罚。

(三)、扩大刑事损害请求赔偿范围,规定刑事损害赔偿权诉讼时效。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在物质和精神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若要使其重新对社会产生信赖和安全感,就必须通过赔偿的途径来减轻其所受痛苦。按照法律规定,在我国,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两方面,即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从内容上广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我不同意死亡赔偿金或伤残赔偿金涵盖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观点,在没有发生死亡或者伤残的情况下,如在家庭暴力犯罪和性犯罪中,并未致伤残或死亡的情况下,精神损害比物质损害深刻很多。

  因此,我国理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借鉴欧美一些国家立法,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处罚内容,使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制度化。

  同时,为促使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便于调查、取证,笔者认为应该将民法的时效制度适用于刑事损害赔偿权的行使。这样一来,物质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人身损害的则为一年。考虑到刑事诉讼需要,刑事损害赔偿权的时效可以从刑事裁判生效的次日起算。被决定不起诉的,从不起诉决定生效的次日起算。犯罪嫌疑人逃逸、下落不明的或侦查机关不能破案的,时效可延续计算,直至犯罪行为人归案。

(四)、赋予刑事被害人执行参与权

  多数国家赋予了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因为这既是对被害人一个表达意见的方式,也是对执行机关的监督。如,英国政府《司法改革报告》规定被害人有权知道罪犯的释放和管理的情况;美国法律规定被害人有权知道暴力犯罪罪行的程序和被告释放、脱逃的情况。 

  从这些规定可以发现:刑事被害人的执行参与权主要是指当罪犯刑罚执行、变更的时候,被害人有知道、监督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借鉴英美的立法经验,一般而言,被害人在执行阶段的参与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实现:第一,通知。国家机关在启动执行程序的时候,应当告知被害人。第二,查询。在罪犯被执行刑罚的期间内,被害人可以在任何工作时间对罪犯的情况进行查询。第三,发表意见。当要审查变更执行程序时,可以举行听证程序或其他方式,使被害人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并且能为国家机关听取。第四,监督。当被害人感觉不公时,或者对罪犯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可以向国家机关申诉或者通过专门渠道表达意见,国家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取证,并最终作出决定,将理由告知被害人。

(五)、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还未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补偿制度已经是当今世界的趋势,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借鉴美国制定的《联邦犯罪被害人法》,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国情,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具体设计如下:

  第一、补偿范围。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刑事补偿范围可以限定为:(1)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人身重伤或死亡,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2)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精神受到严重伤害的。(3)因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的经济极度困难的。(4)国家认为有必要予以补偿的其他情形。第一种情形以故意犯罪为主,过失犯罪为辅。第二种情形主要指直接侵害人身,虽没有造成重伤或死亡,但实际给被害人以精神重创的犯罪。第三种情形主要是指那些使得被害人的生活完全没有着落的犯罪,如放火、失火、决水或爆炸而摧毁了被害人的所有家产。第四种情形是概括性规定,即兜底条款,便于国家根据社会治安的形势和实际情况而灵活掌握。

  第二、补偿对象。补偿对象应当包括两类:被害人和被害人死亡之前,依法受被害人抚养或赡养的人。补偿对象应当限于自然人,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指出的是,被害人除了属于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外,因执法人员在抓捕犯罪人的过程中误伤的,笔者认为也应列入补偿的对象。

  第三、补偿条件。条件如下:一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赔偿;二是被害人对其被害负有责任或责任很小,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者,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应考虑其责任大小。可以得到补偿。三是和司法机关配合,在客观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控告犯罪人。

  第四、补偿方式。补偿方式为一次性货币补偿,以便于操作和执行。实行以赔偿为主,只有在犯罪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才给予国家补偿,即补偿为辅原则。对于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被害人,可以考虑先给被害人补偿,再由国家向犯罪人追偿,以便使被害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第五、补偿程序。除了“国家认为有必要主动予以补偿的情形”外,补偿以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书面申请为原则。只有在无法实现民事裁判部分的执行内容时才能提起。时效可以限于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一年内,逾期视为放弃补偿权利。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与犯罪行为人达成和解协议或不先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也不能申请国家补偿。如果案件不能侦破,或者犯罪行为人下落不明,或者犯罪行为人死亡、没有遗产且没有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无法提起的,列为补偿范围之内。只要侦查机关出具有效证明,也可以预先申请补偿。注2预先申请补偿的,申请人应当向国家转移赔偿请求权,以便日后实现国家向犯罪行为人的追偿。不论哪种情形,申请人均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符合条件的,由法院以合议庭的方式进行审查后作出裁定。不服补偿裁定的,可以在五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对恶意骗取国家补偿费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补偿标准。补偿以货币进行。补偿的数额可以设定最高限额。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犯罪受害者赔偿是最高的,应考虑为医疗费和丧葬费,抚恤金和伤残津贴,死亡抚恤金等赔偿项目。对犯罪受害者的精神受到的严重的伤害,赔偿标准相应较低,补偿金额法官可酌情决定。受害者在生活中面临很大的困难,可以参照当地的生活费用,以确保最低标准,以及数个月的生活费赔偿。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物价因素,补偿的标准应当逐年确定并公布。

  第七、补偿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建立专项基金用以补偿被害人注3,对账户由专职部门进行管理,将责任落实到人头。通过对罪犯的罚金、税收、社会捐款等方式,实现资金的积累。

  第八、其他规定。鼓励并引导非政府社会组织设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援助和补偿的慈善机构。国家刑事被害人补偿基金组织与这类慈善机构实行联动机制,互通信息,加强合作。 

  六、完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所谓法律援助,也称法律扶助,是指在免受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门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或其他处境不利的人所给予的帮助。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源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了对刑事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但对于刑事被害人确只字未提。只是在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提出了概括性的说明,但上述规定既不具体也不明确,远不能满足对刑事被害人实施法律援助的需要,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为了使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我国有必要完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对象应该包括无经济来源的被害人及案件复杂的被害人。

  从国际社会到各国国内法,无一不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即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中来实现平衡,从而达到刑事诉讼目的的预期状态。当达到理想状态时,既使被告人受到教育改造,又使被害人信赖法律。刑事诉讼为国家所独占,私人诉讼不予许可。但如果不建立在刑事诉讼中反映出犯罪被害人的意思制度,则刑事诉讼法便会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信赖。”西方流传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所以,若要加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唯有从我国法律本身寻求原因,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走进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李琦